江苏现有备案博物馆355家，其中历史文化类博物馆超四成

为规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 宪法、监督法和相关组织法作了一系列规定:一是,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集体负责制,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2) 二是, 就人大与一府两院之间的产生、监督和负责关系来说, 其监督指的是人大作为一个权力机关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 是对机构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

候选人挑选制度必须符合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程序。执政要依法，就包括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之内活动。

这种研究是在宪法工程学的视角下展开的。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其中，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和目标，它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也同时限定了权力运行的范围和方式。政党应公开说明其经费与财产之来源与使用。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具体来说：其一，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也通过组织和纪律凝聚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形成无穷的战斗力。商事行为制度作为商法的核心，随着商法历史的演变而变化。

(二)商法典是防止商业无休止扩张的标尺 虽然商业发展可以带动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商业具有无休止扩张的内在倾向，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引导和促进商业健康发展的商法典。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基于商法典的助力。[4]张文喜：《马克思所有权批判及其相关的公平正义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13页。传统商法以法国商法、德国商法和英美商法为代表。

在世界历史上，商法法典化远早于民法典的创制，更有甚者，源流于欧洲中世纪的近代商法就是中世纪后期罗马法复兴并走向法典化的重要原因。该情形延续了整个中世纪中期，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扩张，一方面以推崇营利为核心的商业伦理和以禁欲、安贫为精髓的宗教伦理的冲突逐渐加剧，宗教伦理逐渐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注释】 [1][日]我妻荣：《中国民法债编总则论》，洪锡恒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论。中国商事主体和商事财产公、私并存的社会现实意味着我国的商事立法不可能简单模仿西方。二、编纂《中国商法典》面临的理论与实务问题 (一)从传统商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 传统商法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制定《商法通则》是编纂中国商法典的基础工作 法典化是形式商法的一种选择，制定成商法体系的商事单行法，以及制定总纲性商法加单行法都可以是形式商法的实现路径。

从财产制度上来看，我国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公、私财产并存并且公有财产具有显著的地位。[2]此后，法国实现政治统一，1807年颁布了近代意义上独立、完整的统一商法典——《法国商法典》，该法典的出台使法国的经济发展远超邻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经济大国，此后，各国纷纷效仿甚至直接移植法国商法典制定本国商法典，进而形成了法国商法法系，更是让法国成为法律大国，国际地位赫然耸立。在二十世纪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国，无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本，还是其他大国，无一不是借助商法典提升国家商事竞争力。商是社会繁荣的基石，亦是社会动荡的本源。

第五，商事行为制度构建。回应实践、解决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典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建构现代商事行为制度时，需要对传统商事行为的商品及服务与现代商事行为的商品及服务作出区分，认识到现代商事行为的复合性，对加入了金融产品、数字产品这类标的物，以及加入的大量的商事服务后的商事行为制度如何正确调整，如何安排相关制度，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都是我们在商法典立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3}张民安：《商法总则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与此同时，传统商事财产标的物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品，现代商事财产标的物扩展到了知识产品、金融产品、数字产品等，商事交易标的物的非实物形态更趋普遍，这同样构成了现代商法与传统商法规则在法典化方面的巨大差异。{4}[意] F.卡尔卡诺：《商法史》，贾婉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二)完成《商事法律汇编》 《商事法律汇编》是在遵循一般法律汇编原则的基础上，对商事法律的体系和规范进行有条理的整合与汇总，形成我国独有的以《商事通则》为核心的商事法律体系。1861年《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的出台则真正使各邦国之间逐渐凝聚，为德国政治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欧洲中世纪社会行为准则的宗教伦理没能发挥禁商的作用，反而使商业冲破禁锢迅猛发展，宗教伦理对商业的排斥使商业伦理一度失去束缚，犹如脱缰的野马迅猛前行。

德国在统一之前，邦国林立，政治分化，为了改变该格局，普鲁士首先统一商事法律制度，出台了1727年《普鲁士海商法》、1751年《普鲁士票据法》、1776年《普鲁士保险法》等商事法律，极大地扫清了阻碍城邦间商事贸易的法律障碍。{9}[美]赛缪斯•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与资本主义》，韩水法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建立独立的商事审判庭，并强化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所以，制定具有时代特征的商法典并以此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法律桥梁，是保障我国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核心工程。

更有甚者，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加入逐利的商人队伍，通过商事经营弥补财政收入。没有良知的商业一定是野蛮的，从古代社会至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以及15、16世纪后的所有战争已经说明了该事实。

现阶段的整个中国掀起了经商的狂潮，商业正在悄然的无序扩张，导致全民逐利。然而与之相伴，去法典化呼吁也在法学界此起彼伏，并且就中国商法立法历程来看，后者更占主流，其理由基本就是民国时期《民商划一提案审查报告书》所列八大理由。而扭转欧洲各国境内十五、十六世纪商业无限扩张局面的便是古罗马法的复兴所带来的市民伦理的构建以及商法典的制定所更新的商业伦理观，系统、独立、完整并且带有强制性的商法典通过特权与限权规则的制定取代了纯粹利益追求的商人自治规则，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共同作用将商业的发展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论是殖民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还是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他们在对外开展经贸合作时，都以法律制度的输出作为保障。

所以，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民法典是宗教伦理与商业伦理冲突的产物，民法典以构建工业社会之市民伦理为己任，是新兴现代国家为解决世俗伦理，对抗日益堕落的商业伦理而创造的规则，在这里，商法自身无限度的发展是民法典创制的历史原因与现实需求。各方关系的平衡背后应当采取何种立法原则和指导思想是商法典立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商人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使商业陷入无休止的竞争状态，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使商人成为社会最危险的群体。{6}[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罗杰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我们积极推行法治，但社会的违法行为和违法案件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在此经济基础上，我国商事财产中公有财产具有显著的地位。

所以，要以社会分工推动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在法学领域需要构建全面的制度欧洲大陆法国家于十九世纪末完成的民商法分立体制及新商法典的制定，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商业行为的无休止恶性竞争和商业道德的日益堕落，为构建商业领域公平竞争秩序奠定了理念与制度的基础。第二，商事主体制度构建。正是该民商不分的立法理念使我国民商事领域没有准确的分工，大量的经营行为被政府官员、百姓、事业单位等认为是民事行为，整个社会出现了全民经商，营利与非营利行为区分模糊与混乱，更使犯罪现象大量出现，权力腐败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加入逐利的商人队伍，通过商事经营弥补财政收入。填补这一空白的可行路径便是制定中国的《商事通则》。

[9]而中国当下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商事单行法都已有多年历史，甚至新兴领域的电子商务法等也在孕育当中，并且上述法律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法理念、法目的乃至法原则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所以，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民法典是宗教伦理与商业伦理冲突的产物，民法典以构建工业社会之市民伦理为己任，是新兴现代国家为解决世俗伦理，对抗日益堕落的商业伦理而创造的规则，在这里，商法自身无限度的发展是民法典创制的历史原因与现实需求。

综上，从世界历史来看，商法典是成功编撰、实施民法典的关键，也是世界主要大国兴起的坚实基础，还是防止商业无休止扩张和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尺。没有良知的商业一定是野蛮的，从古代社会至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以及15、16世纪后的所有战争已经说明了该事实。